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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限塑令”目前的范围太窄了,“应该覆盖更多的产业”。而手段需要靠政府来调节,“生产矿泉水瓶的企业获得了利益,是否应该承担环保的代价?民众享受到了塑料瓶的便利是否也应该为此买单?包装行业是否应该改革?超市售卖塑料袋要不要缴税?”他调查发现,大量标有“可降解”标识的塑料袋,其实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混杂在一起的产物。出厂后,就加价摇身变成了“环保塑料袋”,那是巨大的商机。
但高压之下,一些干部也跟中央的政策玩起了“躲猫猫”,不作为慢作为,庸政懒政怠政、改革勇气锐气弱化的现象也很突出。中组部部长陈希对这类干部有过画像:比起把希望寄托在科技上,王久良觉得有更紧迫的事要去做——比如,理性地审视塑料究竟对周遭的世界影响到了怎样的程度。支撑咖啡厅遮阳伞的墩子、道路用来交通隔离的小柱子、随处可见的塑料垃圾桶,目所能及的,处处都有被反复利用后的劣质塑料制品的身影。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5月16日报道,克林顿时期的国防部长科恩日前出席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中美关系40年”研讨会,他在研讨会上频频提出的疑问包括:美国到底发生什么事?美方是否恐惧“东方巨人”?美方对自身自信心是否减少?欲传播的精神与价值观怎么了?